大家族在美國政府的運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拋售股票相繼（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經營，美國的上市公司變成了大眾持股公司。美國政府通過 證監會 嚴刑峻法的監管，確保職業經理人有信託責任，確保他所披露的資訊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則嚴懲不貸。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通訊會因為一個小事情而受到嚴懲。世界通訊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會計科目，原先是費用的科目改成投資，通過折舊來提列費用。這種事情，在我們國內來講是小事一樁，沒人在乎的。 在美國是不能被允許的，因為你已經觸犯了一個最重要的原則——資訊披露的真實性。就這個小事情，負責人被逮捕。美國電視的新聞每天晚上都會重複播放一個鏡頭：司法人員把世通負責人的手從背後用手銬銬住，連續幾個禮拜“遊街示眾”。美國政府要讓所有的美國人，包括從嬰兒開始到老頭，清清楚楚地看到，這就是違反信託責任的下場。讓每一個美國小孩子都知道，你將來成長以後，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對股東有信託責任，如果沒有，遊街示眾就是你的下場，這個意義太重大了！就是因為美國政府這種“以民為本”的策略，使得美國的股民，甚或社會大眾對美國中央政府有極強的信心。他們知道，萬一他們的權益受到了挑戰，美國政府會當仁不讓站出來，用嚴刑峻法的方式，保護弱勢團體，保護中小股民，保護全國老百姓，因為以民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戰的，你只要做不到這一點，馬克思的預言一定會成為現實。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
美國每一個老百姓，通過保險金，退休金，將他一生的財富放在股票市場裏。由於美國人口不斷膨脹，所以美國的股市資金的投入是不斷的增加，股價長期總是往上走的。我們國內有很多荒謬的語言，說“股票市場是有風險的”，我告訴各位，那是錯的，股票市場只有短期風險，不應該有長期風險。因為股票市場所反映的就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這才叫股票市場。各位想想看，當大家族陸續退出股市之後，如果美國的上市公司都陸陸續續的上市，成為大眾持股公司，那麼這象徵著什麼意義？這就是象徵著一個社會主義的實現！你們覺得好笑嗎？因為你們不理解股票市場的本意。美國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們會真實地披露資訊，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會繼續留在股票市場，繼續為股東創造財富。他的特點就是在美國的嚴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託責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場上得到回報。如何得到回報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賺了一塊錢，那就可以通過市盈率來放大財富。美國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說，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塊錢的利潤，那麼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塊錢的回報。換句話講，美國的經濟得到了一塊錢盈利，那麼就有三十塊錢回報給全國的老百姓！因此，美國的股票市場從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間，它的年回報是百分之八點三，加上銀行利率，就是說，如果那一年銀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話，那一年的回報率就是百分之八點三加上三，等於百分之十一點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間，美國的股票市場以每年百分之七點六的回報率增長，再加上銀行利率。只要美國的每一個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險金放到美國的股票市場，那麼三五十年退休之後，就老有所終、老有所養。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毀美國，股票市場的崩潰才是對美國的重大打擊。美國的股票市場承擔著美國社會財富重分配的偉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國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眾持股的公司，假設他的經理人都是有信託責任的經理人，每一個人當了公司的經理人之後，他努力為自己的中小股民貢獻自己的一生，他拿他應該得到的優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國的股民通過他所賺的一塊錢，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國經濟增長的豐碩果實，這個才是真正的藏富於民。
美國政府為了保證這種藏富於民的政策可以實施，為了保證資本家和勞工者之間的關係不再緊張，以憲法..而非一般的聯邦法賦予 證監會 ...執法權力。按照法律規定，美國證監會為了保護中小股民，為了保護股票市場，他可以發傳票，它可以調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執法權力是無限制的。任何人對其挑戰，基本上都將被聯邦法院所拒絕。各位知道這是為什麼嗎？那是因為美國的股票市場肩負著一個社會主義的功用——財富的重新分配。美國的憲法，即美國的根本大法賦予了美國證監會的嚴刑峻法的執法功能。你們看看！多麼宏偉的計畫，這也就是為何美國公民願意將自己一身的積蓄都有放在美國的股票市場，因為他們知道，只有通過美國的股票市場才能讓他們的財富不斷的成長，才能使他們老有所終、老有所養。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兩個教授合寫了一本書，是寫美國的股權結構。他們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結論，就是當時美國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眾持股公司，但是卻不斷地有矛盾出現！他們發現，真正的矛盾來源是股東和職業經理人。這本書把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緊張關係轉換為股東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關係。他們把矛盾進行了轉移。這個轉移很重要，這是“公司治理”這一偉大課題的開始。
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緊張關係通過反托拉斯法和財富重分配來得到了緩解和消除，而... 股東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通過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終也把它化解掉。這使得緊張變成了祥和，成本變成財富。
我請同學們注意，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美國政府在1950年透過各種方法提倡新自由主義學派（以往經濟學家包括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學派）。而這個學派兩位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分別獲得了經濟學諾貝爾獎。其中一個叫做弗裏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 哈耶克(Hayek)，他們兩人都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他們提出了一個偉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競爭經濟才是最好的，社會主義國家透過計劃經濟所達成的財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們所反對的。這句話讓我們回到了國富論亞當.斯密的時代！亞當.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樣的思維嗎？但是請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亞當.斯密的時代是不一樣的。
美國政府從1890年開始，已經進行了法治化建設，自由經濟已經完全處於法治化的約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強欺弱。這些法律不僅規範了自己的行為，也規範了政府的行為。因此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包括政府的行為都是在一個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下進行。你必須有一個遊戲規則，這樣才能充分的發揮你的創造力，創造你自己的財富。這個時候，你所創造的財富才不會像馬克思主義時代一樣，不會是掠奪別人的財富，掠奪勞工而得來的。因為你有法治化的社會秩序。走到這裏就是到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的典型期，對於這個典型期，我請各位同學看一下，這已經是社會主義化的資本主義，而且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巨大衝擊。
我們國內很多改革派的學者沒有看清楚這段歷史的事實，盲目的引進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思維，由於我國沒有像美國一樣的法治化建設，因此才會重蹈國富論之後類同歐洲一樣大吃小強欺弱的覆轍。
我們跳開美國和英國兩國，你再看看歐洲大陸，歐洲大陸已經沒有資本主義了，歐洲大陸已經走向了 民主社會 主義。今天同學們可能懷疑這個制度有效率嗎？一個注重公平，一個以公平為基本原則的制度（包括美國和歐洲）是有效率的嗎？我告訴各位同學，我不想談論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棄了的話，馬克思的預言就會成為真實。這不是我個人的理解，這是西方這麼多偉大的經濟學家和偉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結論。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對他理解有多少，這種馬克思主義化的資本主義，我們對它又瞭解多少？今天你翻開資本主義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講：微觀經濟學， 會發現效率改進的先決條件（帕累托改進）竟然是以公平為基礎。
什麼是以公平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來，但其他的人不能更貧窮。
這不就是 社會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嗎？這個思維不正是25年前鄧小平所提出來的嗎？但是各位請注意，鄧小平只是講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講話的場合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的。所以，在每一個人不能變的更加貧窮的情況之下，鄧小平提出來我們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得到全國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這個理念不但符合馬克思主義，同時也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
這個偉大的思維，才應該主導著我國的改革開放，但是後續的改革卻背離了鄧小平的思想。
當然了，我也必須對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學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麼呢？當時國有企業確實沒有效率，國家的包袱確實重，對於你們的父母那一代，能夠吃一碗餃子就挺高興，買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劃得著就很高興。當時我們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使我們的民生改善，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變得比以前充足了！這些經濟學家是有貢獻的，而且當時全國的老百姓還是很滿意這種開放的形式。
但是二十五年下來，我們走到什麼地步呢？
我這裏有一個指標。我想各位同學都知道在經濟學裏有一個基尼係數吧！基尼係數是用來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標，國際標準為0.4。一般超過0.4就是危機，而我們是0.5，可見目前的危機之大。從當時改革開放的接近於零，到現在的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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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我們的改革開放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嗎？
你覺得我們的改革開放符合鄧小平的理念嗎？
你們又覺得我們的改革開放符合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的資本主義嗎？
你會發現我們已經背離了這一切。我絕對不能接受這種導致一部分人富起來而由其他人負擔社會成本的虛偽改革。
我在這裏再次闡述一下我的觀點，並把我國在這二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一條一條列出來，做一個評論 ===>
第一個，就是國企改革。我們回憶一句我今天講的話——美國的職業經理人的信託責任是資本主義的精神之一。而我們的國企改革是怎麼體現這一點的呢？就是把西資本主義一些表面的現象拿進來，把它摻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亂進行改革。
舉個例子，我想問問什麼是國企改革？我現在終於弄懂了，原來就是我家今天很髒，請一個保姆來清理，清理乾淨之後呢？家就變成保姆的了——這就是國企改革。我們發現中國國企的職業經理人是沒有信託責任的。他做不好是什麼理由呢？是因為體制不好，什麼是體制不好呢？就是這是國家和民族的錯，做得好呢？就把國有資產歸為已有。甚至，我們為了讓他掠奪國家的資產，還提出一些荒謬的理論，例如冰棍理論——國企就是體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樣會慢慢融化，與其讓它全部溶化光，還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給這些沒有信託責任的職業經理人算了。
各位同學們，我甚至不敢想像，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就起碼的是非判斷標準都沒有，國企老總可以這樣不負責任。你們有沒有想到，國企老總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將國企納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國企老總呢？他們是不是就活該做的好呢！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麼連最起碼的判斷都有沒有了？我接到幾千個的投訴，就有八個大字的感覺——“觸目驚心、痛心疾首”。
我舉個例子，某地方的國企，經營沒有效率，因此進行了簡單的民營化。這個民企老總買了國企之後，賤價買斷職工工齡，把下崗的職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會，由誰負擔呢？由失去了國有企業的政府和我們社會大眾負擔，他們拿著國有資產，賺取所有的利潤；還有更過分的，把國有資產全部鏟平，就地建高樓，賺的錢呢？全部歸自己，這就是我說的改革的利益歸於自己，改革的社會成本由全社會來負擔的現象。甚至我的學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縣，去談一些合資項目。當地國企的老總和他說：“我給你講，我們把這些淨資產通過一些會計操縱壓低了價值，你呀，就假裝出百分之二十的錢，我就把企業給你，還有呀，我們後山還有五千畝的土地，都是共產黨的，我全部都送給你，你給我一點錢好不好？”這就是沒有信託責任的“我黨幹部”。
我們引進西方思潮，但是我們把西方的..信託責任..也引進來了嗎？
甚至讓我們覺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屬於自己的國有資產，還敢上臺來大談產權改革的經驗。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就起碼的判斷標準都沒有。看看我們的工人呢？為了工廠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後工廠成了你廠長的了，而我下崗了。你說工人如何能夠想得通？（掌聲）這一種讓全國的老百姓來負擔社會改革成本，而讓少部分得利的國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們也不能接受，因為它嚴重的違背了鄧小平的改革理念。（掌聲）
談談我們的教育改革。（掌聲、笑聲）談到教育改革的時候，我總是以清華大學為例。（笑聲）我對政府官員和企業老總講了這麼一句話。我說：“各位來賓，你們記不記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華、北大的那個情景。你當然記得。你的父母含著眼淚把你送到火車站。他們買不起硬座車票，給你買一張硬座的站票，讓你站到北京上清華大學。你畢業了，功成名就之後，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開始搞教育產業化的改革了，你斷送了當初和你一樣貧窮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機會，因為學費提高的結果他們再也念不起大學了，你怎麼忍心啊？”
什麼叫教育改革？
這是最為荒謬的一種改革。（笑）什麼叫做荒謬？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能夠考得上清華？因為你們的成績好，你們是社會的精英，這就是一個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結果，也就是說教育本身就是一個供給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場化就是通過價格機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麼能夠把市場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裏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場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裏面來幹什麼呢？要搞供需平衡嗎！到最後你要花更高的學費才能進大學。你家有錢還無所謂。但是這麼一來，我們在網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現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樣沒有錢的貧窮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書了！無論你多麼的優秀，你無法進入清華大學。
目前我們的改革到了什麼地步？我們只要打著市場化的招牌，就可以無惡不作！（掌聲）那麼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收費那麼高，中國就不可以呢？美國就是可以，而中國就是不可以！因為你沒有配套措施。各位曉不曉得，美國大學的收費高是對的，那是對於有錢人。但當你的收入低於某一個水平的時候，美國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學生貸款，還有學校和美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你知道嗎？
這些同學可以大學四年畢業之後，通過自己的努力，賺錢還給美國政府。我想請問各位同學，我們有這種制度嗎？我們沒有這種政府大規模的貸款制度來補貼窮人，如果你進行市場化，其結果是讓很多的農村青年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而念不起大學， 而是因為沒有錢而念不起大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我們沒有這種配套措施，你怎麼敢隨便把市場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裏面呢？這又是一個改革成本由全社會最為貧窮的人的來承擔的荒謬改革。
我們再來看看醫療改革！
（掌聲）當一個急診的病人送到醫院去的時候，部分的醫院第一句話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沒有保證金呀？”（笑）如果你沒有，你就在走廊裏等死吧！
我們可能見怪不怪，可是我告訴你，在香港任何一家醫院，病人看急診是免費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為什麼願意出這筆錢嗎？因為這是對人性、對弱勢群體最起碼的關懷。我們這裏有嗎？我還要告訴各位同學，你到美國看病是什麼情況。美國的法律規定，必須先給你治病。治完病之後再向你收錢，如果錢不夠，可以分期付款。這是對於弱者的關懷與情懷！可是我們今天有嗎？當然我承認政府在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們第18次調低藥品的費用。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在一個沒有法治化建設的國家裏，在沒有法治化的遊戲規劃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費的標準，尤其是控制不住民營醫院的收費標準。
比如，你只有一個病，他會說你有十個病，你本來只用開一個藥，他給你開二十個藥。雖然藥價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來只要吃一種藥，現在卻要吃二十種藥。（笑）你便宜了嗎？我們全國一千五百個醫院，上萬個診療中心，其中大約有80%是被少數集團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嗎？現在媒體在大量報導，這些醫院隨便給你一個病因，隨便給你一個醫療費，亂開藥的現象層出不窮。最後你會發現，到時候我們老百姓連看病的機會都沒有。我想請問各位，在進行醫療體制改革，進行市場化之前，我們有沒有想到全世界各個國家的醫療改革沒有一個是成功的。
我們回頭看美國，克林頓總統是一個英明睿智的總統，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蕊為美國醫藥改革委員會主席，結果兩年之後徹底的失敗。（笑）歐洲也進行過醫療改革，亞洲各國也進行過醫療改革，結果都是失敗，原因就是..保險費用...太高，政府無法負擔。另外一個導致醫改失敗的原因是資訊不對稱問題。舉個例子，臺灣搞過勞工保險，由政府出錢，勞工拿著保單就可以去醫院看病。結果到最後，病人沒有生病，卻拿著保單到醫院，和醫院合謀騙政府的醫藥費，然後一起分。（笑）最後因為刁民過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勞保。
在美國，看病的保險不是每一個美國人都有的。在美國相當多的窮人是沒有保險的。保險需要一年幾千美元。綜觀美國，歐洲，亞洲，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醫療改革是成功的。既然醫療改革是這麼的艱難，醫療改革的問題這麼的多，我們怎麼敢這麼輕意把市場化的概念強加在醫改上呢！這種改革還不如不改，因為你太不瞭解國際大勢了。你把市場化看得太神聖了，最後我們發現，很多民營企業家..打著...醫改市場化...的招牌大賺利潤，而成本卻由社會上的病人來承擔，這又是一個改革利益過於少數人，而改革成本由社會大眾承擔的錯誤改革。
這就是我們的醫療改革。那麼我們其他的改革呢？比如說股改。
這個可能跟你們關係不大，因為你們都不是股民。你們同學當中有股民嗎？可能不好意思講，是嗎？（笑）你們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講的因為是因為你被套牢了。（笑，掌聲）只要談到改革都有問題。（笑）什麼叫做“股改”，我們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
讓我們回頭看一下英國這個邪惡的帝國主義怎麼做股改的！（笑，掌聲）英國有很多的國營企業，所以在柴契爾夫人時代進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則。這種改革都是和國企改革相對應的。
股改三部曲 ==>
第一部曲是在國有股權的結構不變的情況之下，聘請職業經理人改革。
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經營好的國有企業進行“股改”，而經營不好的國有企業不能進行“股改”。因為“股改”本身牽扯到英國中央政府的背書。只要政府把壞的公司推出，股民賠了錢之後就會罵英國政府。中央政府怎麼敢對老百姓言而失信，怎麼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進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賺錢。
而現在我們的股改，是好好壞壞的公司全部進行“股改”！到最後的代價是我們的政府將信用一起賠了進去.
最後我只問監管單位三句話，
第一：你敢不敢保證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購流通股？你不敢保證。
第二，你敢不敢保證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選票，不敢賄賂選民？ 你也不敢。我們已經知道的賄選事件，曾經在上海被大規模報導。
第三，你敢不敢保證，推出法人股之後，上市公司不會製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現離場，坑害股民？
最後，監管單位什麼都不能保證！而在什麼都不能保證的情況之下進行“股改”，甚至把壞公司都一起進行“股改”，這就是對政府信用的破壞，也是對股民的再一次掠奪！同時，我們的股改的目的是要進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嗎？你們看看美國的股票市場，美國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為了全體百姓的利益。而我們的股改，是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錯了，進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讓全體的股民一起跟著受罪，承擔著改革的成本。這種股改能夠成功嗎？
第三步，也是讓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謂的股改是全流通，讓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國政府，股改後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黃金股。在重大的決策，在涉及“國計民生”的問題上，中央政府對於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決權！那是對全體股民的一個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時候，英國中央政府都會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們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們的股改和英國的“股改”比較一下。哪一個是為百姓打算，哪一個是真正社會主義的改革？（掌聲）
“股改”失敗之後怎麼辦？就算了嗎？誰負責呢？在今天日益複雜的經濟環境中，我們這種簡單引用一些國外的先進概念而創造的政策，必須要檢討。
在這裏，我想跟各位談一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掌聲）當我們瞭解了這些歷史故事之後，各位同學應該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輕易引進國外流行的概念，因為那不能解決問題。你要就事論事，針對問題來解決問題。專家學者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這個隨意引進西方表面現象的思維走下去，體制改革一定會失敗。
你以為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就可以使一個政府變得更有效率、更廉潔嗎？你又錯了。
我舉個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潔、最有效率的。
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無民主監督又無輿論監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體，哪一個敢批評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員立即抓人遞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沒有民主選舉。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潔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新加坡也是一樣，它既無民主監督，也無輿論監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與廉潔，常常與香港政府比爭第一。我們以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民主當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輿論不能使一個政府更好。再舉個反例，亞洲已經引進了民主制度和輿論監督的國家和地區，例如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民進黨治下的臺灣，哪一個政府不腐敗。（笑聲）因此我們發現，在亞洲，民主和輿論，無法使政府變得更廉潔，無法使政府變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國再堅持現在膚淺的改革思維，我們的體制改革一定會像我們的國企改革、醫改、教改一樣失敗。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華大學向各位親愛的同學們，講講我的體制改革的理念。（熱烈的掌聲）
同學們思考一下，中國的各級政府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貪污腐敗，人神共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員卻忙碌不堪。早上七點多鍾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點還批不完。中國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聲）到最後都批成習慣性了，不批都不習慣了。（笑聲）結果退休了，怎麼辦，沒有公文批了，不習慣了，把老婆叫過來，你這個功能表拿過來我批一下。（笑聲、掌聲）批什麼，“原則可行”。（笑聲）你們不覺得這兩個現象是個奇怪的矛盾組合嗎？如果是腐敗的話，為什麼不一起腐敗？如果是忙碌的話，為什麼不一起忙碌？為什麼會有兩個極端的現象一起出現呢？
今天我要拿體制改革和各位同學做溝通，是希望同學以後談問題、分析問題，不要簡單的、隨便的引進一個概念，而是要針對問題來談論問題。政府是幹什麼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財貨的地方，包括法律、環境，土地等等。中國各級政府低效率和腐敗的原因是由於公共財貨的需求大於供給所導致。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以前彩電脫銷的時代，售貨員可以把彩電賣給你而不賣給他，這種小權利都能讓他拿到十塊錢的賄賂。同樣的，由於對公共財貨的需求大於供給，所以才導致各級幹部批給你而不批給他而產生的貪污的空間。同時，由於公共財貨需求大於供給，所以想做事的官員，為了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開交。到最後，政府又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公共財貨的供給不足。
就拿批土地來說，如果批土地由領導來批的話，需求是無限大的，每個人都想搞定領導，弄一塊便宜的地，轉賣，投機倒把。就是因為這種需求大於供給的情況在，所以跟土地批復有關的領導就有貪污的空間。可是由於土地需求無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門想做事的官員，就忙得不可開交。
我們就以批土地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個比較，我們會發現有一個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個土地的批復、開發、拍賣，都要經過嚴格的拍賣程式，各級官員按照行政流程辦事並進行公開拍賣，由價高者得。由於香港整個批地的程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級官員根本沒有貪污的空間。而且由於價高者得，需求自然減少，香港官員都可以在五點鐘下班。而且由於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層層請示領導。
因為各級官員該做什麼事情，流程裏面規定的清清楚楚。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潔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國政府也是這樣，只是美國政府的背後始終伴隨著民主自由和輿論監督。所以我們總認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讓政府廉潔和高效。可是拿亞洲國家為例，就會發現這不是根本原因。我當然不能否認民主監督以及輿論監督的功用。可是這兩個功用，移到亞洲來就不適用。各位請注意，如果思維再次錯誤的話，動用“大手術”，搞了個民主輿論等等的方式監督政府，到最後，我們就可能走向了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國。那時候是不是又來一次批評——政改失敗。
我們今天太喜歡使用資本主義表面簡單膚淺的現象進行改革，而不實事求是的深究各種改革的本質問題，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機之所在。當然，還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們批評和關注，包括農業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銀行改革，其共同特徵就是...改革由少數既得利益者..獨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會負擔。這些改革今天就不講了，也講不完了。各位同學聽得很辛苦吧，不過還好，沒有一位同學離座去上廁所。（笑聲）謝謝各位。（熱烈掌聲）
